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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犯罪違法所得沒收和缺席審判程序辨析

  發布時間:2018-12-19 16:31:28


    刑訟法新修,針對包含貪污賄賂犯罪在內的特定種類犯罪增設缺席審判制度。新設的缺席審判雖是針對“人”的審判,但同時也要對“物”作出處理,兼具追贓功能。為解決職務犯罪逃匿案件追贓問題,監察法對刑訴法規定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作了一定調整與銜接。同為“人”缺席情況下對“物”的處置,面對違法所得沒收與缺席審判程序并行的立法格局,厘清兩種程序間的差異,有助于職務犯罪追贓效果最大化。

    一、案件類型的差異

    監察法對刑訴法關于違法所得沒收僅適用于職務犯罪中貪污賄賂犯罪的規定作了調整,監察機關啟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罪名為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雖然立法、監察機關尚未對此處“等”作出解釋,但結合監察法關于監察委員會調查權限的規定,此處“等”涵蓋的罪名范圍應該與監察委員會管轄的6大類88個罪名重合,具體包括17個貪污賄賂罪名,15個濫用職權罪名,11個玩忽職守罪名、15個徇私舞弊罪名、11個公職人員在行使公權力過程中發生的重大責任事故罪名以及19個公職人員在行使權力過程中發生的其他犯罪罪名。和修正草案一審稿相比,在缺席審判適用范圍上,刑訴法通過稿刪除“等”的表述,將適用范圍具體為貪污賄賂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排除了監察機關管轄的61個失職瀆職等罪名適用缺席審判。當被調查人實施屬于61個失職瀆職等罪名行為潛逃境外時,只能通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予以追贓。

    二、適用條件不同

    監察機關啟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條件有三:在監察調查過程中;被調查人逃匿或死亡,有必要繼續調查,經省級以上監察機關批準,應當繼續調查;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死亡的,移送缺席起訴的條件則為“在境外”?!暗韃櫓小鋇奈囊褰饈褪?,違法所得沒收不適用于被調查人先于調查逃匿以及死亡的情形,但“在境外”顧名思義,缺席審判可以是全程缺席、自始缺席,對于被調查人先于調查潛逃境外的,監察機關可以缺席移送起訴。結合刑訴法規定違法所得沒收適用于“重大犯罪”且“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對“有必要繼續調查”的理解可以從案件重大程度、涉案財產狀況兩方面把握,即因案件重大,有必要繼續調查,同時查封、扣押、凍結了應當追繳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需要繼續調查。從繼續調查批準權規定為省級以上監察機關亦可看出所涉案件應屬重大,但啟動缺席審判則無繼續調查必要性和重大性的限制。與缺席審判相比,啟動違法所得沒收受到“通緝一年”的限制,通緝僅適用于依法應當留置的被調查人,而留置適用于監察機關已經掌握部分違法犯罪事實及證據,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故違法所得沒收對監察機關調查取證的要求低于缺席審判。對監察調查過程中被調查人死亡的,可以啟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但結合犯罪嫌疑人死亡情形下刑事責任的規定,以及刑訴法關于人民檢察院只有在認為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下才可以缺席提起公訴的規定,外逃人員死亡情形下,監察機關不宜啟動以缺席審判為目的的監察調查。

    三、證明標準有別

    自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設立以來,沒收證明標準經歷了從“確實、充分”到“高度可能性”的轉變。2012年修訂刑訴法時未明確沒收證明標準,隨后的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訴法〉的解釋》確立采取與普通刑事訴訟程序無異的“確實、充分”這一嚴格證明標準。司法實踐中,大多數被追訴人在偵查階段已潛逃境外,客觀上在案證據難以達到“證據確實、充分”標準,嚴苛的證明標準使得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立法幾乎成為擺設。違法所得沒收是一種不經定罪的刑事沒收,實質是對物訴訟,需要查明的是申請沒收財產與犯罪的關聯性,而非嚴格意義的定罪量刑活動,基于對物不對人的特征,沒必要采用刑事訴訟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2017年“兩高”《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對證明標準進行了修正,將涉嫌犯罪的審查與涉案財產性質的審查相分離,對涉嫌犯罪的證據審查采用“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標準,對申請沒收財產與犯罪的關聯性采用“高度可能性”標準,順應了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實然定位。缺席審判是真正的刑事審判活動,核心是對人的訴訟活動,解決的是定罪與量刑問題,只是在對人訴訟中,附帶處置物的歸屬,程序特殊性體現在“人”的缺席上,但證明標準與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一致,對犯罪的審查和涉案財產性質的審查同步進行,均需要達到“證據確實、充分”標準。相比之下,通過缺席審判實現追贓對證據要求更高,單純就證明標準而言,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更易實現追贓。

    四、境外文書送達形式不同

    公告是違法所得特別沒收程序的法定、必經程序,一經公告即默認保障了外逃人員程序知情權,人民法院享有是否必須送達到具體特定“人”的決定權。對已經掌握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關系人聯系方式,經受送達人同意的,可以采用傳真、電子郵件等能夠確認其收悉的方式予以告知;對受送達人未作同意意思表示,或者未掌握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關系人聯系方式,其所在地國(區)主管機關明確提出應當向受送達人送達的,人民法院可以決定是否送達。故,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境外送達形式靈活,傳真、電郵送達較為便捷、省力,特定情形下送達并非必須程序。文書送達到具體特定“人”則是缺席審判的必備條件,送達方式有三:司法協助、外交送達、受送達人所在地法律允許的其他方式送達。對違法所得沒收和缺席審判采用不同的送達規定,深層次源于兩種程序性質不同。違法所得沒收不是嚴格意義刑事程序,送達效果側重于對外逃人員及其他利害關系人財產權利?;?,故送達方式簡便靈活,易于在境外執行,而送達傳票更多體現出對受送達人的人身強制,故送達方式較為正式。通過司法協助方式送達傳票最為正式,能夠最大程度保證送達行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送達文書的司法協助具有中立性和非強制性,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實踐中,對于傳喚被追訴人去請求國出庭受審的傳票,現行雙邊條約一般明確規定被請求方不負有送達義務。截至2018年10月,全國人大批準的我國對外簽訂的55項含有刑事司法協助內容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中,有19項條約明確規定“對于要求某人作為被告人出庭的文書,被請求方不負有執行送達的義務”。同時,通過送達傳票傳喚外逃人員回國受審存在規避正常引渡程序之嫌,故傳真、電郵等簡捷方式恐難以獲得受送達人所在地法律允許,而外交送達恐也難以獲得認可和執行。

    違法所得沒收和缺席審判程序在追贓方面相互獨立,不具有替代性,監察機關需要立足立法細微差異,結合具體案件情況,對號入座啟動相關程序。兩種程序均可選擇適用情形下,不應過分看中缺席審判對人訴訟和對物處置的雙重功效,忽視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優勢所在,而應結合現有證據情況、追贓的緊迫性以及境外送達難度及可獲執行性等情況,作出最有效行使司法權的程序抉擇,對人訴訟和對物訴訟相分離未嘗不是一種明智之舉。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

責任編輯:張凱甲    

文章出處: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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